瑞士老太太

一个偶然的机会，和瑞士老太太杰奎琳一起，到酒厂看展出。她穿黑色风衣，红色围巾绕过脖子，搭在风衣上，让入冬之前的北京生动起来。她的汉语音调不准，初识的人，很难听懂，听多了，连听带蒙，大致也还能交流。

晚上吃饭时，我和老太太一桌。雨画廊老板娘刘姐告诉我说，老太太来自瑞士，到中国多年，通过收藏的方式，资助了许多中国艺术家。黑月介绍她给我认识，碰杯数次，酒到酣处，座位也就乱了。黑月到别桌敬酒，我坐到杰奎琳旁边，有一搭没一搭聊起来。

我们先谈到摄影，她在北京，拍了许多老胡同的片子。我说，相较于北京，广州倒是保留了更多传统的东西。在被又一轮敬酒打断后，她要求我继续这个话题，于是我举早茶和骑楼为例。老太太到过中国许多地方，但显然对广州文化了解不太多。我建议她有机会到广州呆一段时间。

然后谈到语言（我跟谁似乎都会谈语言，之前跟来自云南的艺术家薛滔也谈到这个，专业使然），老太太提到两个有意思的话题，一是她自己母语为法语和德语，又学了英语、意大利语、汉语等等，二是她在中国看到一些英文指示牌，用词、语法、惯用法错误导致外国人无法理解其含义。说到这个话题，老太太从包里找出一张纸条，写着她收集的一些标语，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者，莫过于“begin with me（‘从我做起’之想当然英译）”和“welcome to come（‘欢迎光临’之想当然英译）”。这种莫名其妙的英文，大量出现在首都街头，想想真是汗颜。

喝着说着，舌头开始大起来。我年幼时有绊舌的毛病，后来从舌头下面剪了一刀，稍有改善，但酒后说话仍然会犯模糊不清的毛病。显然老太太有些适应不了我那口大舌头普通话，告诉我说，好些时候她听不懂别人的汉语（大约以我为最罢）。我说，人在理解外语时，有一个在思维中翻译的过程，这个过程严重妨碍了沟通。杰奎琳不太同意，她觉得，自己要么能懂，要么死活不明白，中间不存在翻译过程。这个话题，我和薛滔在去馆子的路上也探讨过。我认为，人与人之间的误解，在谈话之前即已存在；从大脑的形象思维到嘴里说出来的话，已经是一种翻译，而翻译，确已破坏本意。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一开口，实则已误会了自己。

这位瑞士老太太，在中国艺术家圈子里面，据说受到普遍的尊敬。艺术的国界问题，在老太太身上，已然化为乌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