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磊@当下

【按】两年前，在北京牡丹园的“海底捞”四川火锅餐厅的饭局上，时任博文视点副总经理的周筠老师说，计划做一本《生于七十年代》的书，请一些有代表性的70年代生IT人讲述自己的故事。我也为这本书写了一篇文字，与策划编辑进行过一、两次交流后，就把这事忘了。前天突然想起来，就写信给离开博文视点创办了Just Pub的周老师，问是否有出版计划。周老师答复说会出版，不过同意我先放在博客上，之后再完善。于是我把文章稍微修改了一下，贴在这里。

无梦年代

我是公元1975年生人。那是一个无梦的年代，整个国家笼罩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我个人关于文字的记忆，可以追溯至四、五岁上幼儿园中班的时候。说是中班，其实学的是小学一年级课本，我也很喜欢认字，故而我还能大体能读懂街上各种布告。记忆最深者，莫过于一张法院的判决布告，称某某因收听敌台被判处徒刑。那位倒霉的某某，名字上赫然打了个红叉，就像作业本上写错的字，但这错误几乎要了他的命。

我的家乡位于滇东北，是一个曾经繁荣但早已破落的小城。十万上下人口聚在这里，毛货街、蚕豆街、挑水巷，一个个地名折射出人们从事的行业和过着的生活。在“陡街（街道依山而建，路陡，故名之）”的青石板路旁，常有行商摆了地摊，卖些干海星、老鼠药之类稀罕物事。在辕门口（陡街坡顶一片广场，旧时县衙门前）的小小广场上，偶尔也有流浪艺人敲锣耍猴戏。这些所在，常可见一个长相普通、身材瘦弱的小男孩，或蹲或站，不出声地看热闹。其结果之糟糕，至今犹可在保存下来的《小学生手册》上看到记录：该生一个月内迟到20次，望家长批评教育。

嗯，那就是我。沉默寡言，从不调皮捣蛋，几乎每天迟到，“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不过历次考试我总能以中等偏上成绩过关，被老师评判为“小聪明”亦不算过分。至今我的小学语文老师（也是当年的班主任）依然记得，有次她叫我当堂朗读前一天布置要写的作文，开头还似模似样，五、六段之后终于现出破绽，手上原来拿的是白纸一张。

这事我也记得，我还记得作文题目是《我的文具盒》。之所以能张口就“读”出一篇不存在的作文，皆因文具盒就在桌面，可以看到什么说什么。亏得那文具盒内容丰富，可以撑他五、六个段落。说是丰富，无非就是两支笔，一堆贴纸，撑不到底确属正常。

小城里小学生的日子大抵如此。简单而令人满足到没有梦想，其实空空如也。在那个大家认识大家的小城，我是一个不甚出色的普通小孩。大人们对我无甚要求，我自己也没有梦想可言。生活很平静。我想我会继续读书然后毕业，工作然后娶妻生子，变老然后死去。一粒平平无奇的沙子，浪花把我推上滩头，再把我拉回海底，就像所有其他沙子一样。

我的计算机梦

然而我足够幸运到可以报考且考中一所外省大学。1993年，我考入广州外国语学院（后与广州外贸学院合并，改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越南语专业。这是我的第一志愿。我的首选志愿原是北外的僧伽罗语专业，可惜当年北外不在云南招生。报考冷门专业的初衷有二：其一，物以稀为贵，毕业后较有就业把握；其二，冷门意味着学习资料稀缺，我若想继续学英语或其他，资料好找，而要找冷门专业的资料就困难了。

在大学，我开始学习计算机和软件编程技术。不过关于技术的梦却是从小学时代肇端。有次当地群艺馆（群众文化艺术馆，多老的名字……）搞计算机展览，好友拉我一起去看。那是四、五台长得像电视、黑屏绿字的物事，只见工作人员接上一台录音机，放进录音带，这边在键盘上戳了几下，那边按下放音键，一会儿功夫，屏幕上出现了一副跷跷板和两个小人，操纵键盘，跷跷板就左右移动，小人交替弹上又落下、不亦乐乎。奇哉！妙也！

工作人员告诉我，那是用BASIC语言写的程序。次日我就到书店买了一本日本人写的BASIC语言入门。书很薄，几十页的样子。当时，买计算机对于我们家是无法负担的支出。我把书藏在书柜顶，不愿给父母看到，只在家中无人时取下捧读。没有上机条件，我只能在脑海中运行那些10、20、30，然后想象输入RUN之后回车的情形。而那以后很久，我也没机会再近距离接触计算机。

1996年，学校开设计算机学习班。我报了名。课程无非就是DOS、CCED和WPS，其中我最有兴趣的是DOS，这种即时得到反馈的命令模式，能给人极大的操控满足。学校机房严格控制，我跑到广州图书馆办了个上机证，每到周末就泡在机房。一开始，由于证件等级太低，只能用黑白机。后来以一年350元的代价，升级到高级会员，得以使用配置386芯片的彩色计算机。那神奇的玩意，居然还能读光碟！更神奇的是，它运行Winodws 3.1中文版，但不提供鼠标！在这台无鼠标的Windows计算机上，我了解并爱上了快捷键。

很快我就无法满足于只能在周末摸到键盘。一台TI 486/80芯片、4M内存、100M硬盘、14吋隔行扫描VGA显示器再加上Sony 4倍速光驱的入门级计算机，花费4000元，是我自己生活费用及向同学、朋友举债而来的总和。购机归来，手上只剩下够一个礼拜的饭票。我用这台机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作了一份小广告，拜托相熟的老师打印出来，贴到饭堂对面的公告栏。内容很简单：电脑学习班，一对一教学，打字、WORD，学费150元，学会为止。当天我就有了第一个学生。

为了挣钱，我还和同学一起骑单车跨过珠江，去江南大道的电器城成批购进打口CD，到学校饭堂门口摆摊零售。一张CD 2元或2..5元进价，售价7元。后来我的“商业”经历还包括和日语班同学一起，到惠福西路的电器集散地购入二手日本文字处理机到学校转售，这种生意的利润率较高（一台总有100元以上差价），缺点是成本也高很多。

计算机买回来，和现在多数学生一样，一开始只起到游戏机的作用（想看碟的话，还要另配硬解压卡）。那个时代的资深游戏玩家，在把游戏成功玩起来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学习了一点编程思想：在全部内存只有4兆的情况下，要想玩一些所谓“大型游戏”（如C&C、魔兽争霸），就得想办法把常驻内存的程序都搞到高端内存里面，尽可能把640K的基本内存腾出来运行游戏，这需要通过调整开机自动批处理文件（autoexec.bat）来实现。自动批处理文件还能干更多奇妙的事，比如开机出现菜单，可以选择启动英文DOS、中文DOS、CCED、WPS甚至Windows 3.1；也可以在不想让人偷用计算机时，做点手脚。这东西搞熟了，你自然明白指令、循环、条件判断、输入输出、管道（pipe）等等概念，甚至运用自如。

但自动批处理能做到的毕竟有限。当时流行的数据库编程工具是dBase，很快转到FoxBASE和Windows平台上的FoxPro。前两者是学校学习班的科目，FoxPro用户界面更友善，是我自学的。

1997年寒假，我得到一个在家乡社会保险事业局打临工的机会，工作内容是抄写参保人员卡片。那时，所有这些档案都是手工操作，每年都需要重新计算一次每位参保人员的账户余额，并手工抄写到卡片上。社保局正式员工不过五、六人，坐一间办公室，而我们这些抄卡片的临工也有四五人，占据另一间办公室。早晨8点到单位，第一件事是在取暖回风炉的炭灰中埋上几个土豆，轮流去外面买了早餐回来，就茶水吃了，才动笔抄写。抄来抄去，社保个人账户管理的整套业务流程，心中大体有个轮廓，且感受到人工操作低下的效率和较高的错漏率。

暑假再回家，我向局长提议用计算机来替代人工。局长很感兴趣，去昆明买了IBM原装计算机，还在单位旁边宾馆包一间房，让我可以专心开发。想来那时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花1个半月时间，边学边写，用FoxPro 2.6为社保局做了一套Windows版的“社会保险个人账户管理系统”。个人账户余额牵涉到复利、存入、取出等计算，一开始大家都心有疑虑，随机抽出多位参保人的账户，用这套系统和财务人员手工分别计算，在其中一、两个账户上出现结果差异。我反复检查程序算法认为无误，多次复核后发现是手工计算出错。这个小插曲让大家完全信赖了计算机系统，后来这套系统颇用了一些年头。可叹的是因为系统具备打印功能，再也不需要手工抄档案，我的临工同事们失业了。这也让我第一次意识到计算机技术带来什么：一方面是工作效率得到极高的提升，另一方面是不适应新技术的人群将面临“结构性失业”。无论如何，技术改变世界是不可逆转的潮流。

刚买回计算机的时候，我也曾节衣缩食，买了许多软件光盘。单张22元的价格，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肉疼。其中有一张，封套上印着希腊神庙和女神雕像的图样。当时在玩《沙丘魔堡（Dune）V》，没太多注意，导致我与Delphi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擦肩而过。1998年暑假，在中学同学家看到一本《Delphi 3从入门到精通》，细读之下，不由为之折服，随即堕入Delphi情网。（补充一句：该图书英文名Mastering Delphi 3，乃是Marco Cantu的名作，但中文书名实在不太像样。）

1998年我毕业留校，计算机水平比周遭同事略高，就在学院多媒体教研室顶个“副主任”的头衔。学校搞多媒体和网络教学，我也用Delphi做了一些项目。我所在的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当时有日语、印尼语、泰语、越南语四个专业，除印尼语外，其他三门语言都有自己的非拉丁语编码文字。做泰语、越南语专业共用的教学平台，必然涉及到不同语言文字的显示问题。当时Delphi对Unicode的支持还不行，为了解决Unicode问题，我深入研究了VCL源代码，并做了一些Unicode方面的扩展，实现了不同语言字符的同屏输入和显示。对于真正的Delphi高手，这也许不算难事。但我身处文科院校，周围也无同好，只能独自闷头探索，每攻克一个难题，总会欣喜若狂。

Delphi提供了极为优秀的IDE和组件框架（VCL——Visual Component Library），而Object Pascal也是优雅和高效的语言。Delphi把我带入面向对象编程的大门，让我对软件世界有了全新的认识。那几年，台湾李维先生的数本Delphi商业开发著作刚出简体版，我均一一购回，略略学习商业应用的架构与开发手法。这些架构与手法的知识，也有部分应用到学校的项目上面。

2003年，我辞去教职，加入北京百联美达美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即CSDN.net和《程序员》杂志的运营商，后改称世纪乐知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负责网站工作。CSDN.net网站原本是用ASP开发，主要包括论坛、新闻和文档库三个部分。当时网站正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基于ASP的旧程序已不能满足需求。我们选择了继承性较高的ASP.NET技术来做换代开发。CMS系统、广告系统、论坛系统、blog系统、评论系统、知识库……网站的功能越来越多，各业务功能也逐渐拆分为独立的应用，互相之间以服务接口调用。我的网站技术和运营经验，绝大部分是源自这个时期积累的经验与教训。

时至今日，虽然我更倾向于选择PHP+MySQL的网站开发技术，却仍不同意一些朋友对.NET的全面批评。.NET框架天生受到Windows操作系统限制，本身也有不足，但Anders Hejlsberg等一干牛人的功力仍不容小觑。它汇集了多个平台的经验和一群天才的智慧，而且在不断成长。其实任何平台、框架或技术，均各据擅场，亦各有其优缺点。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自能得其所哉。

如今我在一家看似更“传统”其实更“前锋”的媒体任职，在将过往经验带到现任岗位的同时，也开始接触智能手持移动设备的技术平台。Android、iPhone OS等等操作系统及它们提供的开发框架，成为我时时关注的技术话题。

在一次研讨会上，高焕堂先生问我：现在还有做开发吗？我答：作为兴趣和工作需要，还是会做一些编程，但已不是主要工作。作为CTO，更多的工作内容在于理解媒体业务、理解公司发展策略，并将其消化、分解为可执行的技术框架与任务，领导公司内外技术力量实现之。

技术改变世界，这话说得好。不过，我们每天在做的每一件事，何尝不对世界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呢？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无疑也在影响我们在开发方面的观点与做法。十多年以来，计算机技术带给我无穷的乐趣，以及从另外一种视角看世界的可能性。关于技术的梦，我会继续做下去。

我的传播梦

小时我有轻微自闭的症状。我患有绊舌的毛病，妨碍发音，读小学时做手术剪去舌底一根筋膜，心理上仍有阴影。沉浸于自我世界，羞于与他人接触，在亲友间落下个“书呆子”的昵称。我亦不以为意，读书自娱，躲进小楼成一统。自信地说话，于我而言，是遥遥不可及的东西。

对语言的恐惧延续到初中二年级。会考在即，我连二十六个英文字母都默写不全，开口更是计无所出。灰心之余，日日逃课在家看电视，偶然见一满口台湾国语音的胖子在电视台开讲座卖他的英文教材。此人名为扶忠汉，卖的是所谓《双向式英语》。扶氏称：英语可以速成，只要按教材所示，一听二读三对话，大成之期不远矣。这类诳语，如今大约要被列入骗子一流的，当时对我却无异于及时雨。托父辈从省城带回教材和磁带，两个月下来，居然在班上考得前列。不是这套教材有奇效，实则扶氏一番说话，给了我信心和对英语的兴趣。有信心又有兴趣，自然发奋。暑假期间，我手抄了张道真著语法书，又不放过眼睛所见任何一个英文单词。这么搞上几个月，就我国初中（乃至高中）英文教材那点货，还不够吃的呢。

这事给了我自信。不但有了学习的自信，也有了表达的自信，不过仅限于书面表达。及至高中，英语都是我的优势科目。对语言的喜好从那时滋生蔓延，语文课的作文部分，成为我最喜欢的上课环节，因为我的作业往往能被老师当作范文赞扬。

但我在高中二年级时遇到一个“大”挫折。学校组织英语演讲比赛，我在选手之列。许是受名人传记毒害太深，我认为背稿不是演讲，非得领会意旨再加以临场发挥，最好辅以若干有力挥手，方是演说家风度。遂刻意不背诵稿件，只大略领会。孰料上得台去，看到下面百多号人，登时腿肚子发软，脑中一片空白。别说发挥，就连那一点点提纲都抛到马六甲去了。这场“演讲”不知道怎么结束的，惶惶然逃出门外，戚戚然奔回家中，数日不能言。原来对着许多人说话是这么难。

说来也怪，受此打击，我反而立志要学会面对许多人说话。不但要面对许多人说话，而且要让这许多人接受我说的话。这之后的努力不必烦叙，概言之不外朗读与练习。到大学入学时，我已有足够的胆量，面对全系同学发表我的竞选学生干部宣言。

“要面对许多人说话”，慢慢成为一个目标、一个终生追求的关于传播的梦想。大学毕业后，我选择留校任教，正是为了向学生们传播我掌握的专业知识。

2001年，和技术圈朋友聊天，都认为当时Delphi程序员严重缺少可供学习和参考的中文资料，有价值的资料多数是英文，且散见于许多国外网站。我萌生了做个中文Delphi资料网站的想法，就找了两位朋友一起，很快搭建起CoDelphi.com。我找了一些大学生帮忙翻译国外英文网站上的技术文章，介绍给中国开发者。很快网站就有了几万名忠实用户，也在Delphi开发者当中有了一点影响力，2002年还在广州举办了一场近百人规模的技术交流活动。美国Borland公司甚至为此颁了一个“Delphi产品专家”的奖项给我。

2001年晚些时候，CSDN创始人蒋涛先生在网上找到我，说想在《程序员大本营》光盘中放一些我们网站上的技术文章。这次很顺利，和蒋总的交流也很愉快，愉快到次年冬天我就应他的邀请飞赴北京、探讨深度合作的可能性。2003年7月，在即将成为博文视点副总经理的周筠老师的撮合下，我又在武汉和蒋总会面。这次会面后，很快我就辞去教职，加入CSDN。

在CSDN工作的六年时间，我学到了很多东西。除了技术的部分，还有垂直门户和专业社区的管理与传播手法。与数百万专业技术人员通过杂志和网站做交流，是件相当愉快和有成就感的工作，而为这个群体搭建相互沟通的平台，在我的传播梦想当中，无疑占据了相当重要的部分。期间作、译几本书，也无疑得益于此。

我永远会记得2005年公司从静安中心搬到兆维工业园那天午夜，坚守至最后一车办公家具运走，到楼下7/11便利店买一罐热红茶，双手捧着，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走回家的情景。那段年月里面，我不断地犯错误，幸好有蒋总这样宽厚而又睿智的兄长，容忍了我的幼稚与笨拙，让我可以我见证CSDN从三、五十号人发展到百人规模，开拓出杂志、网站之外的业务领域，营收从百万级别达到千万级别的历程。

还记得2007年我和蒋总去硅谷参观SD West大会，为其规模、质量所震撼，回来立即筹办中国开发者大会的事。传播应该是跨媒介的。无论纸质媒介、电子媒介或是线下媒介，只要是有利于优质内容或互动行为更低廉、高效、广泛地展开，就是好媒介。CSDN此后开展的一系列线下技术大会和其他交流活动，开启了中国技术界大规模技术交流活动的帷幕。躬逢其盛，幸莫大焉。

2009年，因为照顾家庭的关系，我离开CSDN，回到广州。离不开的是关于传播的梦想，我加入了21世纪报系，任新媒体事业部CTO。21世纪报系是国内财经媒体界的老大，旗下《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等数份报刊影响力极大。最为可贵的是，报系对平媒面临的危机有较清醒的认识，并已开始在新媒体方面做探索。2008年，发布专业财经资讯网站21cbh.com。后来又发布各个智能移动终端上的应用产品，以及探索基于新媒介的各种经营方式。到2011年，已实现营收数千万。如今我们又踏上新征程，组织华南TMT俱乐部、开展线上线下活动、研发新的产品，为21世纪传媒集团探索未来的新增长点。躬逢其盛，亦幸莫大焉。

这些年在媒介和传播方面的工作，也带给我技术观之外的世界观。我是个跨界人，语言、计算机软件技术和传媒都有涉猎，结果就是我常常会用语言观看软件与传媒、用软件观看语言与传媒、用传媒观看语言与软件。当站到不同立场、以不同角度看手上工作和整个世界，就会有超乎寻常的想法产生出来。

梦想在继续

今年我满37岁。我不是什么成功人士。我自食其力，并在工作中找到乐趣与成就感。我是一粒有梦想的沙子，时代大潮呼啸而来，我逐浪而居、推波助澜。沙滩上，还有许许多多沙子，许许多多有梦想的沙子。沙子们的梦想构筑了这个世界。梦想在继续，梦想永存，梦想万岁。

没有去过韩国，但从广州到北京，韩国餐厅吃了不少。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韩国菜在广州算是稀罕玩意，一顿烤肉所费不菲。到了北京，又见过许多“疑似”韩国馆子——其中相当部分其实应该称作朝鲜族风味餐厅吧。

吃得多了，新鲜劲一过去，还是愿意享受更简单直接的菜式。我家小区菜市场旁边，有家“金氏小吃”。以出品论，不输于我尝过的任何一家高级韩国餐厅。这里没有让人感觉拘束的服务。中国话不太灵光的金老板，和中国话很灵光的金太太，在只有四张桌面的小店里面，炮制着简单而美味的韩国风味食品。烤肉香口而多汁，酱汤浓郁而醇厚，每一味简单菜式后面，充满了对食物的敬畏和对客人的真诚。若你点了牛肉汤，居然胆敢企图把米饭倒进汤锅里捞着吃，是必然要被金老板喝止的。他会双手撑在你桌面上，告诉你，汤放这儿，饭放另一边，汤里撒上大量葱花和胡椒，这样吃才对。一切“不对”的吃法，都会遭遇老金毫不留情的纠正。

较之烤肉和酱汤，我尤爱一味“炝鱿鱼”。鱿鱼身体部分改花刀再切长形片，和鱿鱼须一并下滚水白灼。捞起摆盘，生菜垫底。这道卖30块的炝鱿鱼，一是吃新鲜，再是吃蘸酱。早时只用一种甜辣口味的酱料，今天过去，加了斩细的青椒和葱粒，口味更刺激而有层次。挟起一块，蘸了酱料送入口中，你能感觉肉的肌理与质感。

这个时候，佐以冰冻啤酒，直是不羡仙的境界矣。

如何应对来势汹汹的新媒介大潮，是每个传统媒体关乎存亡的重大命题。拥抱并主动变革似乎已是唯一选项，问题在于如何融合新媒介并建立成功有效的模式。

广东二十一世纪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21世纪传媒”）现已成为国内细分市场排名第一的专业财经商业类媒体运营企业，拥有《21世纪经济报道》、《21世纪商业评论》、《理财周报》、《福布斯中文版》、《环球企业家》等多个杂志或报纸的独家运营权，同时还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旗下的《商务旅行》和《城市画报》建立了良好的运营合作关系。早在2007年，21世纪传媒就开始尝试各类非平面媒介的传播实践。2007年，独家经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2008年，承“做读者的商业新闻首页”的理念推出21世纪网站；2009年，推出中国移动21财经彩信报和手机WAP网站。

随着3G和移动智能计算时代的到来，21世纪传媒旗下21世纪新媒体又于2010年初陆续推出基于iPhone、iPad和Android手机平台的移动媒体应用。截至发稿时，用户已逼近30万。相对于游戏或大众媒体应用，这个数字并不十分抢眼。但21世纪基于新媒体的探索已逐步形成一套成功的业务模式，创造出令人满意的效益。近日，《程序员》对21世纪新媒体CTO韩磊进行专访，了解21世纪传媒对移动媒介的思考和实践。

《程序员》：21世纪新媒体如何看待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韩磊： 从媒体经营的眼光来看，智能移动客户端是非常有效的传播媒介。媒介的作用是让信息能够方便、快捷、低成本地生产、复制和传播，而移动媒体正好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我认为移动媒介给传统媒体带来的最大好处在于绕过发行渠道，直接和用户对话。

纸质媒体发行很麻烦，以《21世纪经济报道》为例，一份有几十上百版，携带不便，每篇文章都是独立的，也不方便网状阅读。它的发行是通过邮政和渠道商， 每天分发70多万份，整个过程相当复杂。原子的速度比不上比特的速度。如果用移动媒介来做，信息数字化后，发行会更有效，成本可以大幅节省。

21世纪传媒非常看好智能手机的发展。移动互联网是能看到的最具发展潜力的领域。报纸的未来可以预期，网站的未来也可以预期，但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还有无穷变化，机会也就蕴含其中。从2007起我们就开始布局新媒介，在2009年末开始进行移动媒体方向的探索，至去年底，在iOS、Android、Symbian和BlackBerry 4个平台上共推出10个应用，当然重点放在iOS（包括iPhone/iPad端）和Android（即将支持Android平板）平台。

《程序员》：请简单介绍21世纪新媒体在移动媒介上的产品和成绩？

韩磊：目前，我们的应用主要有三类形态。第一种是财经资讯阅读器，在手机平台上表现为“传统”的列表式应用，而在平板上则表现为具备复杂排版能力的应用。第二种是财经音频内容。基于对财经题材和读者需求的理解，21新媒体以“电台应用”形式推出财经早8点、财经看点、冬吴相对论和高端访谈4个栏目，部分内容来自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合作栏目，部分内容来自由21世纪传媒主办、承办的各类活动。最具原创性的是“财经早8点”，由专业人员播报经编辑人员精选制作的早晨财经新闻。第三种就是平面媒体的移动客户端，主要针对平板电脑。目前我们已为21世纪传媒旗下的《21世纪商业评论》，以及21世纪传媒的合作媒体《商务旅行》和《城市画报》开发出iPad应用。

从品牌的角度看，这10个应用又可归属于三个品牌。一是21世纪财经系列；二是21电台系列；第三个是面向海外发行的收费资讯应用Business China 。其中发行量最大的是21世纪财经系列。

值得一提的是在推出伊始，我们对手机阅读器的读者行为定位是“阅读”。推出后不久，我们发现，来自手机应用的文章读者评论，数量超过了来自网页的读者评论，而且评论质量普遍较高。

目前21世纪新媒体的移动应用在移动端已有近30万用户，今年我们的目标是一百万。一些运营商和手机厂商主动找到我们，要求预装。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优质中文应用的发展速度跟不上智能手机普及速度的现状。

《程序员》：新媒介的发展对于传统媒体业务是否有影响？

韩磊：目前新媒介和传统媒体并无太大的冲突关系。我们认为纸媒在较长时间内仍有其存在价值，新媒介和传统媒体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

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使用手机来阅读资讯，但并不代表他们就不买报纸杂志了。例如我爱读的《南都周刊》，一般会买一份在家里看，在外出时通过iPad上的应用阅读。

另一方面，传统媒介媒体还抱有一些重要优势，例如品牌、读者、内容和广告客户的认同。我相信这些优势都不是传统媒体能够永远占据的。未来，品牌、读者、内容和广告投放都会从传统媒介逐渐迁移到新媒介，但迁移还需要经历一段也许是相当漫长的过程。

《程序员》：21世纪新媒体是如何融合移动新媒介并建立具有成效的业务模式的?

韩磊：从需求上说，对于传统媒体，广告客户看中的是品牌和影响力，但对于新媒介，客户一定要得到实际用户的反馈，对于用户数据包括基本资料和购买行为统计的要求越来越多，但我们不能直接将数据卖给客户，而是通过策划来让用户接受要推广的内容。

新媒体带来新的读者数据收集手段。符合某个具体属性的读者人群，可以清晰地按需呈现出来。数据挖掘提供了按地域、按行业、按职位、按年龄、按性别查找，让我们得以对读者进行足够的多维度细分，从而提供符合群体个性的内容和商业服务。

通过用户数据的收集、挖掘和管理，我们建立了拥有150万高端会员的21读者俱乐部，以前，报系面向读者的服务主要集中在财经资讯传播。现在基于新媒介，21读者俱乐部就可以结合读者的地域及兴趣属性，开展各类线上或线下活动。

以为某汽车厂商策划的一次活动为例。我们组织了多位知名经济学家在全国十几个城市做巡讲，定向邀请具有购买可能性的21读者俱乐部用户参加，在会议中穿插该品牌汽车的试驾活动。厂商反馈，销售效果远超商业意向更明确的试驾会。

值得说明的是，下载和使用我们的应用，并不会主动收集用户数据。用户数据主要是通过网站和活动注册来获得。这其实是一种正向循环，用户为了获取资讯和参加活动而注册，客户因为我们能邀请到目标用户而愿意支持，我们因为客户支持而能够为用户提供资讯和活动。商业信息和用户需要并不矛盾。

目前21世纪新媒介事业部共有50多人，其中研发人员只有三名。内容人员最多，他们负责网站和移动的内容制作，其次是数据部门，负责用户数据分析和商务运营。事业部去年的业务效益令人满意，未来集团将加大这个领域的投入。

《程序员》：下一步，21世纪新媒体在移动产品方面有何计划？

韩磊：除了现有程序的更新升级，我们还想尝试更具创新的应用形态，融合移动设备的感知能力和与云端连接的能力，推出更具互动性和视觉效果的应用。目前我们的产品只是做到了大家都做到的东西，没有独特的创新之处。

每个产品都要放在用户需求、客户的需求以及媒体价值的交集之下进行审视，回归到媒介的价值——让有价值的资讯快速、低成本地生产、复制、和大规模传播。用户的实时反馈将完全改变传统媒介的单向传播模式。动态结合云端数据与客户端的实时操作信息将有极大潜力可挖。

用户数据挖掘是我们今后的重要工作，但我认为移动还只是媒介，最关键是本身的业务模式很扎实，然后技术架构能够支撑这个模式，根据用户的需求勇于创新，这样才能在移动互联网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

《程序员》：对于其他媒体进军移动互联网，您有何经验分享？

韩磊：从21世纪新媒体的经验来看，主要有几点。

1. 战略还是跟风：一个媒体投入移动媒介开发，首先要从战略上考虑是否适合移动媒介？通过移动应用来达到什么目的？如果只是随大流将内容通过手机来发放，并没有太大意义。

2. 免费还是收费：21世纪新媒体的计划是免费并在很长时间内不考虑收费。这是基于现实市场和用户习惯的考量。

3. 外包还是自己研发：一开始可以投入少量资源做外包，越往后，移动媒介与业务结合得越紧密之时，自己组建研发团队恐怕是避免不了的。

移动领域已成为传统媒体的必争之地。可以不客气地说，传统媒体几乎全都错过了网站时代，但他们不会再错过移动互联时代。印刷媒介时代成就了华光等排版技术提供商，成就了发行渠道商⋯⋯移动互联时代会成就谁？ 我想，程序员朋友不必一味盯着应用商店的模式。通过应用商店销售赚大钱的永远是少数。在传统媒体拥抱移动媒介的过程中，有许多机会可供挖掘。

我们这代人，至少我自己，是“看着香港电影长大的”。这句话加上引号，因为我们长大的那些年月，其实几乎并无香港电影公映。所谓看香港电影，其实是在录像厅看香港电影的盗版录像带。许多人描写过录像厅的拥挤和浑浊的空气，这些于我都淡忘了，只有一幕幕经典镜头留下来，作一生的回忆。

2010年5月底，香港电影发展局组织20部经典港片，到广州做“香港电影回顾展”，功德一件。可惜三天的排期，只有第三天（29号）是周末，错过了大部分的排期。不过这似乎没影响上座率——我28日晚上去买次日《阿飞正传》的票，居然已售罄。影迷之踊跃，大概超出主办方的预计，所以在后来的座谈会上，冯永才会对出席人数之多微感惊讶吧。所谓“经典”，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已看过无数遍。再花钱看一次的人，还是冲着“从未在大陆公映的一刀未剪版本”去的。”一刀未剪“也许是噱头，但从未在大陆公映却有十足十的意义。如同iPad并非放大版iPhone，银幕也绝非放大版的电视机，观影体验， 还是以此为佳。

却说29日早晨起来，上网查到12点在五月花影院有一场《鬼马智多星》。该片乃徐克当年名作，一改《蝶变》的诡异风格，热热闹闹做了场大戏，完全证明徐老怪有强大的商业片制作能力。遂发短信呼朋唤友，谁料朋友睡觉未醒。再等得一段时间，眼看已赶不上排期。再查网页，原来12点半还有一场《龙虎风云》。林岭东导演凭借此片声名大噪，而周润发与李修贤二人的表现也极具张力，将男人之间的情谊表现得淋漓尽致。打电话叫醒朋友，再赶到影院，电影已开始放映20多分钟。慌乱之间买错票，进了《波斯王子》的放映厅，遂重新买票进入，电影刚好渐入佳境。

该片如何经典不必再提。影毕，银幕上打出”剧终“二字时，不见许多观众离场。正感奇怪间，一戴帽男子拿着mic上台自我介绍，原来是香港电影发展局秘书处秘书长冯永。随之幕前放下一块蓝布，上写”香港电影回顾展闭幕礼暨香港电影的昨天、今天、明天座谈会”。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安排，之前也没宣传过。冯永介绍座谈会主持人是文隽先生，会场气氛顿时热闹起来。文隽也算是香港电影名宿之一，兼且口条顺溜，他来主持，不出彩才怪。文隽介绍嘉宾，几乎每位上台都获得热烈掌声。可怜《魔术男》导演黄修平是刚入行的年轻人，没多少人认得，掌声也就寥寥。最可怜的是这孩子在会后一些媒体的报道上名字都被写错。另外三位嘉宾均是大牛：张同祖（开创《神勇双响炮》系列）、冼杞然（以《三人世界》开创城市浪漫轻喜剧潮流）和阮继志（《倩女幽魂》编剧）。座谈会很有意思，颇多爆料，下面摘取我在twitter上发的数条记录：

＊倩女幽魂编剧阮继志说，昔年徐克找他写这部戏，以夜总会小姐为蓝本写小倩，因为女鬼和小姐一样昼伏夜出，以吸取男人血汗（钱）为业，而树妖姥姥则是当仁不让的妈妈桑。

＊冼杞然说拍三人世界时只得林子祥一个明星撑场面。周慧敏是新人，郑裕玲只在电视上红。周四上画票房惨败。冼认为观众是白领和学生，遂争取放映至周六，结果大卖，创出面向中产的浪漫轻喜剧类型。

＊《魔术男》导演黄修平说，年轻香港电影人够幸运，而老一辈香港电影人则够幸福。

八卦还有很多，其中有一条不是新闻，但与当天放映的电影有关，获得大量掌声：1988年香港电影金像奖，评委一致认定影帝非周润发莫属，但仍有选择的困惑，因为当年发哥以《龙虎风云》、《监狱风云》和《秋天的童话》三部片子提名最佳男主角，令评委不知该选哪部。最后，《龙虎风云》还是胜出。

座谈会结束，以“九爷鸡”盒饭和地道广州濑粉充饥，又奔赴位于天河的飞扬影城，赶下午六点的《监狱风云》。片中发哥和梁家辉的演出不必再赞，就一帮配角和龙套也极为出彩。和《龙虎风云》一样，《监狱风云》也是Maria Cordero唱的主题歌和插曲。肥妈那把沧桑而坚韧、高亢而奔放的嗓音，与电影中的场景简直是严丝合缝，契合到极。写这篇blog时，又上网找到，听来仍是那么令人感慨。

《监狱风云》过后，继续在飞扬看《倩女幽魂》。此片也看过N遍，但这次的确体验到了大银幕的魅力。当张国荣那张犹带稚气的脸出现，现场有粉丝大喊：哥哥，你好靓。像徐克（本片由徐克监制，程小东执导）的其他作品一样，这部片子也有许多借古讽今的台词。以前看时不觉如何，这次别有一番滋味。

经典一部接一部。我们一行三人，告别飞扬，赶去市一宫看《僵尸先生》。从农讲所地铁站上来，一通暴走，好在只错过十多二十分钟的片子。林正英演道士，真是似模似样。他英年早逝，就有传言说是因为演这类片子太多，于阴德有亏之故。而许冠英演的小徒弟，确也不负笑将之誉。

四部片子赶场般看罢，已是凌晨时分。大卫波德威尔用“尽皆过火，尽皆癫狂”来总结全盛时期的港片，我们如此看片，或也算得上癫狂。宵夜档口，半打生蚝、几支珠啤，谈的尽是影人影事。原来，我们从未长大过。

9月26日回到广州，宅在家里的时候为多。原因之一是交通不方便（堵车+住处周围无地铁+在广州打车巨困难），另一个原因就是这地方我已完全不熟悉，尤其是吃食，习惯的广东味道，不知去什么地方可以找了。 没想到这周连续四顿饭，让我找回了广东味道。

饭一。周二下午5点多，广东电视台做新闻的朋友打电话过来，约吃狗肉火锅。朋友告知：你坐xx路车，到老干大学下。依言为之。到得位于下塘西路的老干大学站，环顾四周，并不见到有饭馆。等了一会儿，朋友来到，带我走了1分钟，眼前赫然一间“老干大学食堂”。这类吃饭的去处，以前我是熟知的，比如四省办、体院食堂等等，所以也不诧异。

进得门内，环境简陋得很——七、八张饭桌，有大有小，且均无桌布。迎面走来操台山口音白话之大姐一枚，问：今日吃火锅还是黄鳝饭？继而又问：吃狗还是吃鸡。原来此处以火锅及黄鳝饭最为可人，惟外人不得而知、仅飨回头客而已。电磁炉，脸盆大铝锅，两斤斩件狗肉带皮上，蔬菜仅生菜一味，已是吃得齿颊留香，逸兴横飞。珠江啤酒数支下肚，也解不了一身燥热。好吃是好吃，当晚热得真盖不住被子。

P.S. 据老板娘称，位于老干大学后面的雕塑公园，有一半山头是她们家的，故而种有各类时蔬及香料植物，如金不换之类。尚待验证。

饭二。周五中午12点半，正以蛋白蛋糕一坨充饥ing，另一朋友来电，问要不要去炳胜。炳胜者，广州最有名之顺德菜馆。几年来，从一家小型大排档做到多家分店，而朋友邀我去的，就是位于冼村路的新开分店。当即弃蛋糕而衣正装，惶惶然奔下楼，打车杀向天河。

新店果然不一般，占了某大厦足三层地面，装修算得上典雅，最要紧是座位足够——以前到炳胜吃饭，若无预定，是必然要等位的。而且，人家也不提供大厅预定。闲话不提，点菜。还是经典的一虾两吃，虾身去皮开边做刺身，虾头椒盐。头大肉少的罗氏虾经此手段，俨然尊贵如吞拿。生虾肉鲜甜爽脆，虾脑为硬皮所保护，虽是油炸，尤嫩而带汁，堪称妙绝。例汤时蔬，俱是水准线以上出品。值得一提的是红豆糕，以红豆沙及淀粉制成，一块之内层层明晰，肥肥瘦瘦，看来竟像是厚切的一片好火腿，岂非广大素食馆学习的榜样乎？

饭三。周五下午，正事办完后，到时代广场等周二一起吃狗肉那位朋友，先去买碟，继往沿江路江湾酒店旁一处所在吃饭。此店名为“东海”，其实与满街的其他东海无涉。有道是：服务实在混乱，环境堪比排档；经营午晚两市，顾客俱是街坊。当晚出彩的是胡椒浸的花甲，奶白高汤，肥嫩花甲，惟有够辣的现磨粗粒胡椒才压得住那股鲜。此店的特点是菜单很坦白，绝不玩火山喷雪的把戏，极端到了会把所有主料配料连带烹制方式列出的程度。有图为证：

据说该店十年陈酿花雕不错，留待下次了。

饭四。周六去天河办事，回来时堵车，累个半死。寻思晚饭喝点粥算数，走至小区南边背街的齐富路，见有“潮兴大排档”一。想起潮州人滚粥是有名的，遂坐下开茶位不提。两个人，40元的虾粥，潮州咸菜炒某种我已经不记得名字的海鱼，椒盐濑尿虾（即天津所谓皮皮虾）一份，炒的芥蓝头或是芥菜（我对蔬菜不感冒）。聊尿虾调味不错，油炸的处理过程丝毫没有影响到虾肉的质感与多汁程度。砂锅虾粥上桌，端的是不见米粒只见虾，只只开边，真不嫌麻烦。在家门口能喝上潮州的砂锅粥，这份幸福不足为外人道也。（行笔至此，突然想起，四顿中三顿有虾，还真是跟虾干上了，罪过罪过。）

一周四顿好饭，足兹证明广东还在，生活仍有强大的意义。如此海鲜如此菜，与谁夙夜砂锅粥，罢罢罢，此生还是托付于此处了。

红蕊
白花瓣

那时枝头
是谁
不忍攀折

成泥
成泥
叹东风去后
碾踏作尘

从此年年
杜鹃啼不回
人似飞花

2003年12月，在一个残雪堆积的冬日下午，几位朋友从机场接到我，又一起去国展家乐福买被褥。那晚吃的是川菜。微醺，坐在铺了天蓝色床单的床边，看着地上尚未拆封的箱子，我想，北京，我来了。那年，我28岁。

2005年1月4日，CSDN从静安中心搬到兆维工业园。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夜。在旧办公室等到最后一车物品运走，已是凌晨时分。到24小时开张的7/11买一杯热红茶，双手捂着，借那点热量独自走回租住地。雪是那么大，越堆越厚，步履维艰。那年，我30岁。

2009年9月，离开北京。那是一个北方已感风凉，南方仍如火炉的秋天。酒后，坐在朋友的车上，奔驰于夜间少车的四环路，车窗全开，我看向窗外。风直往嘴里灌着，我看见城市灯火逐一闪过。想起，今年，我34岁。

六年，有许多的人，许多的物，许多的事，也如这些灯火般流过眼前。六年，我能做的已经努力做了，而该做的却没有全做到。六年前，我带来几箱书；六年后，我还带走几箱书，还有稍明事理的一颗脑袋。我要感谢所有的朋友，是你们，给了我成长的鼓励与宽容。

北京，谢谢。再见，北京。

2007年3月，我在SD West 2007技术大会上聆听了Robert C. Martin（Uncle Bob）题为Craftsmanship and the Problem of Productivity: Secrets for Going Fast without Making a Mess的主题演讲。一身休闲打扮的Uncle Bob，以一曲嘲笑低水平编码者的Code Monkey（代码猴子）开场。

是的，我们就是一群代码猴子，上蹿下跳，自以为领略了编程的真谛。可惜，当我们抓着几个酸桃子，得意洋洋坐到树枝上，却对自己造成的胡乱熟视无睹。那堆“可以运行”的乱麻程序，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慢慢腐坏。

从听到那场以TDD为主题的演讲之后，我就一直关注Uncle Bob，还有他在TDD和整洁代码方面的言论。去年，人民邮电出版社计算机分社拿一本书给我看，封面上赫然写着Robert C. Martin的大名。看完原书序和前言，我已经按捺不住，接下了翻译此书的任务。这本书名为Clean Code（《整洁代码》），乃是Object Mentor（Uncle Bob开办的技术咨询和培训公司）一干大牛在编程方面的经验累积。按Uncle Bob的话来说，就是“Object Mentor整洁代码派”的说明。

正如Coplien在序中所言，宏大建筑中最细小的部分，比如关不紧的门、有点儿没铺平的地板，甚至是凌乱的桌面，都会将整个大局的魅力毁灭殆尽。这就是整洁代码之所系。Coplien列举了许多谚语，证明整洁的价值，中国也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语。整洁代码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问题是如何写出真正整洁的代码。

本书既是整洁代码的定义，亦是如何写出整洁代码的指南。Uncle Bob认为，“写整洁代码，需要遵循大量的小技巧，贯彻刻苦习得的‘整洁感’。这种‘代码感’就是关键所在。……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代码的优劣，还予我们以借戒规之力化劣为优的攻略。”作者们阐述了在命名、函数、注释、代码格式、对象和数据结构、错误处理、边界问题、单元测试、类、系统、并发编程等方面如何做到整洁的经验与最佳实践。长期遵照这些经验编写代码，所谓“代码感”也就自然而然滋生出来。更有价值的部分是Uncle Bob本人对三个Java项目的剖析与改进过程的实操记录。通过这多达三章的重构记录，Uncle Bob充分地证明了童子军军规在编程领域同样适用：离开时要比发现时更整洁。

接触开发技术十多年以来，特别是从事IT技术媒体工作六年以来，我见过许多对于代码整洁性缺乏足够重视的开发者。不算过分地说，这是职业素养与基本功的双重缺陷。我翻译《C#编程风格》（已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和《整洁代码》，实在也是希望在这方面看到开发者重视度和实际应用的提升。

在《整洁代码》结束语中，Uncle Bob提到别人给他的一条腕带，上面的字样是Test Obsessed（沉迷测试）。Uncle Bob“发现自己无法取下腕带。不仅是因为腕带很紧，而且那也是条精神上的紧箍咒。……它一直提醒我，我做了写出整洁代码的承诺。” 有了这条腕带，代码猴子成了模范童子军。我想，每位开发者都需要这样一条腕带吧？

（《整洁代码》中文版一书即将由人民邮电出版社推出。）

1983年，乔布斯找到时任百事可乐公司总裁约翰•史考利（John Scully），想请他担任苹果CEO。身为大公司总裁的史考利，自然是看不上刚崭露头角的苹果公司。情急之下，乔布斯问史考利：你是想终此余生卖糖水呢，还是改变世界？史考利深为感动，决定到苹果任职。史考利治下的苹果公司过了四年好日子，随后就江河日下。直至董事会请回乔布斯，这才挽回颓势。苹果有幸东山再起，另一些公司却难逃被收购甚至倒闭的命运。改变世界是每一位技术人员、每一家技术公司的梦想，它是那么宏伟绚丽，却只有少数幸运儿才能企及。

前一段时间，和一位在加拿大做组织行为学的博士生见面。他的专业方向是研究技术在取得市场成功的过程中被哪些因素所影响。这些因素，既与产品本身有关（例如，他的同学就在调研点评网页面上标签对用户的有用程度及反馈到营收上的效果），也与企业组织管理、政策、市场环境、用户心理等等因素有关。谈了一早上，术语满天飞，我就记住一点——技术改变世界，首先要推向世界，而这正是比成功技术本身更难的部分。

6月11、12日，CSDN和Digital River主办的中国软件全球营销论坛，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试图组织一次解决将软件技术推向世界的问题的讨论。深圳万兴、珠海斑点猫、超级兔子等等意识超前的公司，早已走出国门赚美元。你可以说他们做了许多同质化产品，但不可否认的是，来自中国大量同类型产品（如音视频转换、系统优化等）形成了一种潮水兵团般的市场力量。并非只有操作系统才能改变世界，当用户使用某个DVD翻录切割软件，对昂贵的DVD光盘开刀并传到网上与他人分享时，世界也在发生着急剧的改变。姑且不论法律上的种种约束，这种破坏力对世界的影响，不可估量。

不过，难道做技术就一定要存心改变世界吗？未必。有些伟大的产品，产生于娱乐自己的初衷。李纳斯在自传中宣称，Just For Fun，谁又能说他没成功呢？退许多步说，技术有时也能做到“纯娱乐”的境界。CSDN商城销售的一款T恤，图样是用Byte Syze语言打印出“Hello World”字样。我查了一下，Byte Syze是一种esoteric programming language（编程奥语），即不以生产软件为目的，纯为试验某个疯狂的想法、故意提高编程难度，甚至只是为讲笑而存在。以其意义论，我更愿意称之为“扯淡型编程语言”。这种类型的语言有大批拥趸，语言数量上百种。它对世界毫无生产力上的贡献，却深刻地揭示了技术人员亲近机器、疏远人类的专业特质，且具有一种对程序员宛若知音的幽默感。新加坡电影《说鸟语（Talking Bird）》描述了当地的语言混杂状况，而Talking Machine正是程序员的精彩写照。

世界就在那儿，你可以去改变它，也可以躺在草地上，喃喃自语一个算法的实现，享受这一刻与编程亲近的美好。改变世界，难道不是为了娱乐自己吗？

（刊登于2009年7月刊《程序员》杂志卷首语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