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我这把年纪，是不够资格回忆的，更何况家仍在广州，还时时回去呢。偏偏因为一篇关于方言的散论，引来数位广州朋友的关注，其中一位的Blog上也有类似文章。看着看着，不由得就想起广州来了。既然想起，不妨记录下来，以做他日备忘罢。
我1993年到广州读书。在广州外国语学院（后来与广州外贸学院合并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越南语，选这个专业的原因，Keso在他的文章中提到过。那是盛夏8月的火车站，我和父亲走出检票口，迎面扑来南国湿热的空气。那年云南凉，从昆明上车时，我还穿着厚线裤，“热”是广州给我的第一印象。可是那空气里面分明有一种亲切的味道。
已经记不起火车站那时的混乱，或许竟是没有现在混乱的缘故？总之我们打到一辆的士，一头扎向城市最北边。1993年，白云大道（新广从公路）尚未兴建，所以只能从大金钟路过去。一条狭窄而肮脏的小公路，南接广园东路，往北数公里，就是广外了。
广外的历史不必细述，倒是其地理位置值得一讲。它位于白云山西侧，从学校南门出去，或是到后山翻墙，就能到山脚下。我第一次登白云山，是约了隔壁宿舍学日语的两位广东同学，买票上的山。我穿着一双拖鞋，走上去然后又走下来。后来新广从公路修好时，我还曾穿着同一双拖鞋，在日头底下从火车站走到学校。
说起来这些年广州也颇有发展。机场搬迁后，连黄石路一带，也慢慢繁华起来。记得黄石东路修建过程中，一次我去位于大朗的外贸学院拜访朋友，回来没车坐，也是走到学校。那天晚上喝到很好的生力啤酒，开心极了。
生力比较贵，平常还是珠江啤酒喝得比较多一些。北京不但没有珠啤，连生力也少见，所以只好改喝燕京。读书时，在有重要体育赛事的晚上，我们总是到一间群兴酒楼，坐在露天地里，喝着珠啤、吃着炒田螺，看电视。啤酒宜凉饮，在唐鲁孙先生的文章里面对此有精妙的描写。在广州喝啤酒，不特别指定的话，上桌一定是“冻的”。北京则不然。我现在住所对面一家小馆，招徕顾客的口号居然是“冰冻啤酒”。这也是南北方一点不同的地方。
炒田螺确乎也是南方特有的吃食。常有其他地方的朋友问我，广东人是不是什么都敢吃。其实这个问题本身有点问题。什么都敢吃，是胆子大的表现，并不能说明能吃会吃，然而广州人的确是能吃会吃的。我在广州生活十一年，每年都在吃食上有新发现，这也说明广东人在吃方面是拒绝泥古不化的。吃来吃去，也有一些食物永远留在记忆里面了，例如炒牛河，例如红烧乳鸽，例如石斑鱼粥，例如炭烧生蚝，例如每晚十点准时新鲜上市的番禺猪杂……
2003年末，我在北京一家“港式茶餐厅”吃饭，菜单上有“炒牛河”一味。我问：这牛河是干炒湿炒。问的同时，心下已经觉得有点难为服务员，谁料伊居然脱口而出“干炒”二字。又问：能不能湿炒。答曰：干炒十二元，湿炒十六元。且不论一干一湿的差价，即以干的而论，就要比广州街头贵上几倍。如我所料，那盘湿炒牛河极不正宗，可见知易行难，是千古不易的道理。
所谓牛河者，牛肉炒河粉是也；所谓河粉者，原出产于广州沙河之宽米粉条是也。广州人说沙河粉，就如同北京人说高碑店豆腐丝一般亲切。这玩意，真个是百吃不厌呢。
红烧乳鸽应是西菜中做的典型。说是红烧，其实乃油炸。实话说，广州的馆子吃得不少，还只有那家偏处一隅的“金都酒家”，一味红烧乳鸽做得皮酥肉嫩，而且只卖人民币十九块，色香味俱全且价廉，是其他家比不上的。2004年夏季，我们常在夜里两、三点钟饥肠辘辘扑到金都，要一个红烧乳鸽、一鼎粥、一个铁盘菜心、间或还叫上半斤椒盐或盐插的虾，以不平凡的吃食了结人生中平凡的一天。
石斑鱼粥，在我离开广州前，并不熟知。也是机缘巧合，同事嫁了个潮州兄弟，家住天河；会生活的潮州人住在物质生活丰富的天河，难免就要小小地腐败起来。他们家楼下有一家“左鳞右鲤”，擅潮菜，石斑鱼粥、蚝烙和炭烧生蚝，入口的确不俗。最妙的在于他家的炭烧生蚝，调味的蒜细切粗斩，极入味。另有一味普宁豆腐，就不如黄花岗某粥店做得好。
一次到番禺吃猪杂，印象很深。一行人开车驰过洛溪大桥，只为那口新鲜上市的猪杂。是在一家所谓“农庄”吃的饭，竹棚架在水上，有风吹过的夜晚。猪杂什么味道已经不记得了，那股“求食主义”的劲头，却是如今仍在呢。
再这样写下去，文章题目恐怕应该改做“杂忆吃在广州”了，还是就此打住吧。下次，换个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