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妈妈给我发微信，我才想起来，明天是父亲去世20周年的日子。

先父讳永福，1936年生，1998年离开人世，享年62岁。说是享年，其实这辈子没享过什么福。就像他的名字，始终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父亲是云南弥勒县人氏。弥勒现在设市，归红河州管，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解放前，爷爷家是当地排得上号的地主和商人。甘蔗成熟，榨成红糖，堆放在仓库里，大伯和父亲睡在糖堆上，看守这些宝贵财产。我问过父亲，会不会偷吃。他笑笑说，吃得牙齿都掉啦。

包括红糖在内的土特产，绑扎起来，由马帮运去省城贩卖。大伯年纪较长，跟随押运。按说弥勒到昆明，没有大山大河，地面上还算清静，土匪不多。所谓押运，或许是防着赶马的人监守自盗吧。

在我的想象当中，那满载了红糖等物的一列驮马，由弥勒那个几乎全体韩姓的村庄出发，在路南石林的喀斯特地形上穿过，山间铃响，也许还有赶马汉子的山歌在唱和，充满了文艺气息。但是父亲说，赶马很苦，路上要走好几天，风餐露宿是常有的事。

爷爷抽鸦片上瘾，败光家产，从地主变成了贫下中农。谁也想不到的是，云南很快解放，家庭成分的转变，避免了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父亲也因此得到提前参加工作的机会。

在十六岁上，他离开家乡，成为水利工程部门的国家干部。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荣耀。命运是如此地有讽刺性，他的地主或富农同学，不少读到大学甚至更高学历、成为富有名望的专家学者，而我的父亲则只能作为普通人，过了一生。

七十年代，父亲在昭通地区供销社土产公司做管理工作。母亲当时在孟定上山下乡，是知青连指导员。大概是经人介绍吧，他们结了婚，共同在昭通生活。母亲调到昭通地区商业局，两人差不多一个系统，都是科级干部，在当地算是条件很好的家庭了。

后面的几年里，有了我和我妹妹。

下县、下乡收购土特产品，卖到外省乃至外国，是土产公司的工作范围。我和妹妹小时候常随父亲出差，去过许多村镇。昭通地区十县一市当中，只有两个市县在坝子里，地势较平，其他县都是山区。早期路况极差，出差得靠公司的北京212吉普。专车倒是专车，乘坐并不舒适。空调自然欠奉，还有尘土和汽油味从封不严实的软顶缝隙钻进来。遇到九曲十八弯的盘山公路，晕车呕吐是寻常事。

在一趟趟下乡的过程中，父亲拍摄了大量当地植物资源相片，与人合作出过一本《云南油桐》。以前家里有，搬来搬去，也丢失了。出版年代早，印数又少，豆瓣和孔夫子网都找不到，这个遗憾也没办法补上了。

我喜欢摄影，大约源自父亲的影响。五、六岁时，就在他指导下，摆弄单位那台海鸥牌双镜头反光相机。再长大一些，跟着他把厨房布置成暗房，调制药水、冲洗胶卷，用放大机显影到相纸上。那是特别神秘和有趣的过程，充满了仪式感。

大量出差，也让父亲有机会品尝各地美食。他又好学，吃到什么，就跑去厨房问做法。如果问得到，回家后必试做。在整个家族里，父亲的厨艺得到公认。我好吃，大约也是他的影响吧。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和许多国企一样，土产公司宣告破产。国家用两万块钱买断父亲的工龄，让他自寻出路。之后一些年头里，他试过自己跑单帮做生意、帮亲戚经营饭馆、帮朋友看店，都不成功。我曾陪他等来自生意伙伴的成交消息，那个下午，我们应该谈了很多，可我一点内容也想不起来。只记得在从窗户照进来的夕阳逆光中，父亲的笑容渐渐模糊，被失望所淹没。

一九九八年初，父亲被确诊为食道癌晚期。在这之前一段时间，其实已有食不下咽的病征。他骑着单车去医院拍X光片，没几天就住院手术。切开一看，已多处转移，没有治疗意义，只好回家。

然后他就彻底成了一个失去自理能力的病人，靠打杜冷丁止疼。我和妹妹在外地读书，一寒一暑两个假期，眼见父亲日渐衰弱，难过却做不了什么。妈妈又要上班，又要照顾父亲，我想那也是她变老的肇始吧。

父亲去世前三天，我从广州赶回去，夜里和大伯轮值看护。父亲躺在床上，嘴角不时冒出气味难闻的黑红色液体，那是他体内病变严重的表现。我整夜坐在床边，折叠纸巾和给他抹嘴。小台灯的黄色光线底下，父亲如同婴儿般柔弱无助。在我的婴儿期，他大概也像这样，擦着我嘴角的口水和奶渍吧。

按老家规矩，人之将死，要有至亲扶坐。眼见父亲气息渐短，大伯立即扶起他，坐到他身后，双手向前环抱着他。五、六十年前，在仓库的糖堆上面，天色如漆、夜鸮声凄，大伯是否也像这样，抱着他年幼的弟弟，让他不要害怕呢？

“我的兄弟呀——”大伯哭出声来。

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写于2018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