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老太太

一个偶然的机会,和瑞士老太太杰奎琳一起,到酒厂看展出。她穿黑色风衣,红色围巾绕过脖子,搭在风衣上,让入冬之前的北京生动起来。她的汉语音调不准,初识的人,很难听懂,听多了,连听带蒙,大致也还能交流。

晚上吃饭时,我和老太太一桌。雨画廊老板娘刘姐告诉我说,老太太来自瑞士,到中国多年,通过收藏的方式,资助了许多中国艺术家。黑月介绍她给我认识,碰杯数次,酒到酣处,座位也就乱了。黑月到别桌敬酒,我坐到杰奎琳旁边,有一搭没一搭聊起来。

我们先谈到摄影,她在北京,拍了许多老胡同的片子。我说,相较于北京,广州倒是保留了更多传统的东西。在被又一轮敬酒打断后,她要求我继续这个话题,于是我举早茶和骑楼为例。老太太到过中国许多地方,但显然对广州文化了解不太多。我建议她有机会到广州呆一段时间。

然后谈到语言(我跟谁似乎都会谈语言,之前跟来自云南的艺术家薛滔也谈到这个,专业使然),老太太提到两个有意思的话题,一是她自己母语为法语和德语,又学了英语、意大利语、汉语等等,二是她在中国看到一些英文指示牌,用词、语法、惯用法错误导致外国人无法理解其含义。说到这个话题,老太太从包里找出一张纸条,写着她收集的一些标语,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者,莫过于“begin with me(‘从我做起’之想当然英译)”和“welcome to come(‘欢迎光临’之想当然英译)”。这种莫名其妙的英文,大量出现在首都街头,想想真是汗颜。

喝着说着,舌头开始大起来。我年幼时有绊舌的毛病,后来从舌头下面剪了一刀,稍有改善,但酒后说话仍然会犯模糊不清的毛病。显然老太太有些适应不了我那口大舌头普通话,告诉我说,好些时候她听不懂别人的汉语(大约以我为最罢)。我说,人在理解外语时,有一个在思维中翻译的过程,这个过程严重妨碍了沟通。杰奎琳不太同意,她觉得,自己要么能懂,要么死活不明白,中间不存在翻译过程。这个话题,我和薛滔在去馆子的路上也探讨过。我认为,人与人之间的误解,在谈话之前即已存在;从大脑的形象思维到嘴里说出来的话,已经是一种翻译,而翻译,确已破坏本意。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一开口,实则已误会了自己。

这位瑞士老太太,在中国艺术家圈子里面,据说受到普遍的尊敬。艺术的国界问题,在老太太身上,已然化为乌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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