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2006年9月21日）是先父去世八周年祭。八年前，我刚毕业，留校工作。那时手机没有现在这么普及，我刚挣了些钱，配个摩托罗拉的中文传呼机。母亲通过在昆明的朋友打191，折腾来折腾去，终于把信息传递到——“父病危速归”，五个字，通知了一件意料中会发生的事。

父亲是1998年初被诊断为食道癌晚期，手术后，整个人就垮了。那年春节，全家笼罩在一种压抑、忧伤的气氛里面，是印象中很冷的一个冬天。我和妹妹假期结束后就回学校了，留下母亲承担照顾一个重病患者的辛劳重担。我不知道那几个月母亲是怎么熬过来的，但她确实熬过来了，像熬过以前许多的艰难一样。

我如愿留校，报到后就放假回家了。当时，父亲精神尚好，只是因为无法进普通食物的关系，身体已十分虚弱。夜里睡不着，他会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床上。一天晚上，我被他的呼痛声叫醒，跑到他房间一看，人已倒卧在地上，是坐着坐着、迷糊过去，一头栽倒，额头也撞破出血。扶他回到床上躺下，用毛巾擦去额头血迹，他有些忧伤但却平静地说：我梦见你姑妈他们，我快死了。

父亲十六岁离开家，从滇中地区孤身飘零到滇东北，娶妻生子，扎根在昭通；他内心，是很眷恋故土故人的吧。他这样说，是猜到了自己的病情，已严重到无可挽回的地步。我不能回应什么，只好说他在乱讲，慢慢会好起来的。其实我内心知道，父亲就要离开我们了。

病急乱投医，我们尝试了很多种治疗手段，从西安邮购一种特别配制的丸药，还让父亲喝生鹅血。母亲和我都不会杀鹅，只好把鹅装在一个纸箱中，从箱上开口把鹅头拉出来，露一截脖子，下面放了接血的碗，用刀去切。由于找不到颈动脉所在，几乎把整个鹅头割下来，才得到那碗宝贵的鹅血。母亲和我就看着父亲把鹅血喝了下去，三人对视，都笑了。母亲和我笑，是看见父亲嘴边残留的鹅血，而在哀痛中感受到一丝滑稽；父亲笑，不知为什么，或者是仅仅为了陪我们笑罢。

每天下午，有一位做过医生的阿姨，来给父亲打吊针，青霉素、葡萄糖和杜冷丁。杜冷丁是管制药品，要拿医生证明，到卫生局特批，再去库房购买。每次我们都从库房拉回一箱各种药品。那位阿姨把针吊上后，就会离开，我们得负责换一瓶针水。曾经有一次，药水滴得太快，来不及换瓶子，眼看塑料管中液面直线下降，我和妹妹慌了神，只好直接在针尾位置把塑料管拔掉再换瓶子。血从针管汹涌而出，父亲安慰我们：不怕，不怕，换上就行了。好在我们及时换上药瓶，每个人头上都有冷汗渗出。

假期结束，回到学校，过没多久就接到那个传呼信息。第二天一早，我赶紧坐火车到昆明，昆明的同学已帮我买好机票，送我上飞机。那是1998年9月17日，回到家，被告知父亲已多日不能进食，陷入时醒时睡的半昏迷状态。我伯父先我两日，从昆钢赶到昭通，照顾他的弟弟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程。

父亲的房间，弥漫着一股酸腐的味道，因为他的消化系统，已经溃烂，时时会从嘴中溢出黑紫而难闻的液体。伯父和我轮值，坐在病床旁的沙发上，叠卫生纸，一见有液体流出，就用纸擦去。

过了两天，妹妹也从学校请假回到家。她是和五表姐一起来的，从早上起我们就焦急地等她们，因为父亲的情况很不乐观，完全陷入了昏迷状态。她们到家已是中午时分，父亲居然醒了，但也没有说什么。大家在餐厅吃饭，我在病房陪父亲。他说想吃橙子，这是很奇怪的事，因为他已很久不能进食任何东西。我剥了一个橙，切小喂他，他吃得很开心。吃完后，他说要剔牙，还说我帮他剔得不干净，要自己剔。剔完牙，我突然发现他呼吸不对，变得急促起来。我大叫伯父、妈妈快来，眼看着生命离父亲而去。伯父按照习俗，从身后帮助父亲坐起，我听到父亲喉咙中咕嘟一声，周围的人都哭起来，父亲走了。

那是1998年9月21日的事情。八年过去了，我远在他乡，连回去扫墓的机会都很少。偶尔会梦见父亲带我出游或与我谈话，还是那一副自信和慈爱的神气，醒来拼命回想，却已想不起他的音容笑貌。悲莫悲乎生别离，生别还能存再见的可能，而死别则永远人天两隔。亲爱的爸爸，我想念您！